腊月三十，贞观五年的最后一日。
长安城本应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浓郁喜庆之中。朱雀大街两侧的彩楼早已搭好，各坊里弄挂起了红彤彤的灯笼，孩童们穿着簇新的袄子，在巷口嬉闹追逐，等待夜幕降临后那场一年一度的上元灯会。
然而这一年的年关，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与佳节格格不入的诡异肃杀。
自腊月十二忠烈抚恤司挂牌开衙，至腊月三十这短短十八日里，关中四州二十七县，共计一百四十三名官吏被查办。其中刺史一人、司马两人、县令七人，余者皆为各曹佐吏、仓廪胥吏。已有九人被斩于市曹，三十七人流放岭南烟瘴之地，其余或革职查办，永不叙用，或罚没家产，以充抚恤专库。
每一条消息传回长安，都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已暗流涌动的朝堂深潭，激起层层不散的波澜。
最让那些盘踞地方、根系深厚的豪族官员们心惊胆战的，并非被杀被流放的人数多寡，而是李毅查案的方式——不讲情面，不留余地，一旦证据确凿便立刻锁拿下狱，审结后即依军法严惩。那些平日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官官相护的默契，在抚恤司冰冷无情的横刀与铁链面前，统统不堪一击。
腊月二十八，博陵崔氏在京的几位族老联名上书，措辞虽委婉恭谨，字里行间却暗藏锋芒：“冠军侯雷厉风行，整肃吏治，臣等闻之敬佩。然治国当以仁恕宽厚为本，若一味严刑峻法，恐伤陛下圣德仁名，有违贞观以来教化安民之宗旨。”
同日，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世家在朝为官者，也纷纷上书，或明或暗地表达对“忠烈抚恤司权柄过重”、“军法施于文官有违祖制”的深切忧虑。奏疏如雪片般飞向政事堂，飞向两仪殿的御案。
腊月二十九，御史台有七名御史联名弹劾李毅“滥用职权、草菅人命”。奏疏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抚恤司办案，不依《唐律》，不循三省程序，动辄锁拿朝廷命官，此风一开，纲纪何存？国将不国！”
这些奏疏，李世民全部留中不发，既未批复准奏，也未下旨驳斥，仿佛从未见过一般。对世家族老们委婉的劝谏，皇帝只让内侍监王德传了一句简单的口谕：“朕知道了。”再无下文。
对御史台七名御史的联名弹劾，皇帝在次日朝会上更只淡淡说了一句：“抚恤司所查案件，桩桩件件证据确凿，卷宗明细皆在。诸卿若认为其中确有冤屈错漏，可拿实证说话。”
拿证据说话？
那些被查的官吏，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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