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上午的第六通电话，而看桌角堆得像小山似的文件，下午只会更多。
在过去，这些动辄上万人的大型国营企业有神圣的五年计划、雷打不动的拨款通道和各自的主管部委。
如今原来的机构接连失去职权，俄罗斯方面在手忙脚乱中忙着接管，大批企业甚至连该把报告递进哪扇大门都摸不着门路。
有人是真着急开工，有人却显然另有打算。
门板被轻叩了两下。
走进来的是一名裹着深色羊毛大衣的中年男人，身后还跟着一个抱着真皮公文包的年轻秘书。
科罗廖夫认得他——伏尔加河沿岸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的总经理。在旧体制里，这种手握重权的大托拉斯头头到莫斯科开会，像科罗廖夫这种年轻干事，连递文件的资格都未必轮得上。
今天，这位总经理却满脸堆笑，态度热情得让人有点不习惯。
“科罗廖夫同志，冒昧打扰。”他主动伸出了手，“我只想确认一下，我们厂原有的全联盟经营授权，今后是不是正式由你们委员会负责？”
“正在办理交接。”
“那可得抓紧啊，同志。”
男人摘下帽子坐下，秘书立刻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油墨未干的文件，双手推到桌前。
“我们有一条生产线准备做现代化改造，德国那边很有诚意，愿意提供成套设备，还能包揽长期的外贸采购。”
“只是对方唯一的条件，就是签约主体必须拥有明确的资产处置权与外贸授权。”
科罗廖夫接过来看了看。
文件里堆满了冠冕堂皇的套话：设备更新、出口结算、经营自主……直到翻到最后两页，一项关于未来企业进行“股份制内部改制”的建议草案赫然在目。
科罗廖夫抬起头，目光越过桌面：
“你们连明年的财政预算都没下来，就已经开始考虑改制了？”
“正因为莫斯科断了供，我们才得自谋生路。”
总经理回答得理直气壮，连眼神都没闪躲一下。
“上万名工人眼巴巴等着发工资，车间原料也得买。要是我这个当厂长的什么都不做，明年开春整个联合体就彻底趴窝了。到了那一步，谁来替工人们负责？”
他说得有理有据，临走时，还不忘在桌上留下一张印着烫金字样的名片，客气地表示随时可以补交任何材料。
科罗廖夫把那份文件压在桌角，目光在那张精致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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