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了一辈子。”
闾珣想了想。“后来那批棉花怎么处理的？”
“照常用，但被服厂的损耗成本算在了采购预算里，不是算在工厂头上。我把这个窟窿补上之后，在采购单上加了一条备注：棉绒长度低于标准的棉花，折价部分要扣掉预期损耗再算总成本。这个备注后来成了被服厂采购的固定条款。你看，错了一次，补了一个窟窿，多了一条规矩。判断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不改、改了不记、记了不传。”
闾珣没有再问。他把保险柜钥匙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这把钥匙他见过无数次，母亲每次打开铁柜子取档案的时候都会从口袋里掏出来，看完档案再放回去，铜锁扣合上的声音他在隔壁办公室都能听见。
于凤至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大算盘。骨珠磨得发亮，最右边那颗泛着暗金色的光泽，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拨了大半辈子，磨出了凹痕。
“日常决策你来做。重大投资我联签。这个过渡可能需要一年，也可能三年——看你自己。我十七岁替于家商号对账，十九岁嫁进帅府查账，三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修奉哈铁路了。你现在三十五岁，起步比我晚，但起点比我高。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手里只有账本和算盘，你现在有整家公司和这枚印章。但起点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把算盘抱在怀里，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铁柜子里最下面那层，有你六岁那年用过的小算盘。别忘了。”
她推门出去了。高跟鞋敲在走廊的木地板上，一下一下，不紧不慢，跟几十年前在帅府账房里走出偏房时的步子一模一样。
闾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公司章程翻开。第一页是母亲用铅笔写的总则，第一条只有一句话：每一笔支出都要有人经手、有人批准、有人核查，三栏分开，缺一个签字钱不能动。字迹清瘦有力，跟她在芝加哥钢铁合同备注栏里写的字一模一样。
他把章程从头到尾翻了一遍——采购流程、风控标准、仓位上限、审批权限，每一个条款后面都留了备注栏，备注栏里写满了小字，有的是补充说明，有的是修订记录，最早的一条备注日期是民国十八年。这本章程不是一次写成的，是从东北写到纽约，从被服厂写到华尔街，一笔一笔加上去的。
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母亲今天早上刚写的一行字：一九六五年春，闾珣接任日常决策。双签字制度继续执行。重大投资判定标准由闾珣自定，错一次改一次。备注：他六岁那年拨从一加到一百，错了三遍。第四遍拨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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