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恶而纵之，此郑伯克段于鄢之故智。朕叫你多读史书，看来还是有些用的。”
皇帝的语气已经渐渐有些轻松，至少比起之前那副听到“从长计议”就垮下脸的神态好了不少。
刘钰倒是没觉得这算是什么郑伯克段于鄢的故智，他也根本没把澳门本身当回事。
他说人嫌贫爱富，其实历来如此。只要大顺冲出了马六甲，澳门的事根本就不算事。
从明末东学西渐开始，刘钰就说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就像是个草履虫。
都是被动、回应；受刺激、被动反应的状态，很难说有什么主观能动性。
包括禁教，也是如此。受到了冲击，然后自己做出一些反应。
但反应的是否剧烈，取决于刺激者的能力，或者说另一个文明的强势程度。比如历朝历代，从来不会被西南诸土司刺激到，也不太可能被东南亚土邦刺激到，然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意思，便是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文明的，那么夷狄的那些自然都是疥癣之疾，迟早要被文明所融化。
汉唐时候，距离太远，消息不畅。
而至明末，应该算是天朝第一次发现，原来远方还有一个可堪文明的竞争者。只是由于距离遥远和文化自信，并没有去主动参与这场文明竞争，只是采取这种被动、应激的模式。
从刘钰琢磨着下南洋开始，大顺算是迈出了主动参与文明竞争的第一步。当这一步迈出去后，其实澳门问题或者天主教问题，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竞争的一个投影罢了。
刘钰不担心事情本身，只是担心这件事可能导致的诸多后果，甚至导致大顺这边搞断绝交流。
现在皇帝的语气轻松了一些，悬在刘钰心头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只不过，更大的隐忧也就随之而起。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
但却不是偶然，而是大顺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况。
这种类似的情况，日后会越来越多的。
今天这件事压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来，皇帝内心的天平也就会不断左右摇摆，直到有一天彻底倾向另一边。
刘钰清楚，留给大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启蒙运动已经在法国如火如荼，这些东西，比起天主教，会让皇帝更加紧张。
大顺特殊的大一统的历史，以及被改造后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特质，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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