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去南洋，总归都比在家里强。
新学出身的、这群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从刘钰在登州练兵时候出生长大的第一批新学学生，已经完全和过去的大顺割裂了。
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的割裂。
学儒学的就是能考科举，而他们就算考进科学院最终当个院士也连个同进士出身都没有。
学儒学的是正统学问。
而他们则是旁门左道、杂学、奇技淫巧学问。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和那些良家子学的也差不多，但区别是老五营兄弟的后代，那是大院良家子，是大顺皇室的基本盘。
不可能把良家子占着的缺给这些人空出来。
所以这些新学学生，既不属于儒学读书人，也不属于封建皇权附庸的良家子阶层。
伴随着苏南资本集团的崛起，对于一定学识、一技之长的“中产”的需求，又在二十年间逐渐造就了登州府年轻人的依托于经济基础的中产文化。
文化上，实际上也已经割裂了。
耕读传家还是一技之长闯荡天下？
仁智礼仪信？还是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向钱看？
是收地租放贷？还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发财？
是封建等级不可逾越？还是先秦异端学问里的不论出身选其贤才百工奴隶亦可为相？
共同体的塑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只是进行的太过隐秘，朝中无人察觉。
这些新学年轻人聚在一起，说一句“海上航船会先看到桅杆”，大家便会会心一笑。
说豌豆，会心一笑。
唱一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也是会心一笑。
通识课本的标准化注释、笑话、童谣、哼哼的歌曲、几乎一致的上下课铃声、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师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们相同的记忆。
塑造出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文化上的诡异共同体。
当然，这个诡异的共同体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对于大顺的总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这个诡异的共同体是不学政治的，只学思想品德，也就是各类经书。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们认字。
而大顺的印刷术，是可以印小册子的。
识字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段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历史中，起义的指挥部会在商务印书馆。
如同中国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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