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儒生搞得普遍主义，是受到西方先发的意识的极大影响，是往上靠而不是自发重构。
现在这情况，最优秀的真正有信仰的儒生，要搞的恰恰是不普遍、但又不能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重构。
不只是要能在大顺适用。
而是要继续做文化圈母国，引领周边那几个正牌的、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藩属，找准前进的方向。
而不是让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不是去找基督教、就是去找异端。
这也和大顺之前捧永嘉永康学派有关。
官方捧起来的学派，对于宋明理学心学的态度，是认为他们虽然是为了和反击佛教而搞得，但是搞得过程中，却按照佛教的那一套心、性、理之类的玩意去搞，甚至曲解孟子说的心性之类的东西。
对抗是对抗了，但自己其实也被污染了。
而这种态度，延续到大顺禁教，更是直接切断了儒耶合流、以耶补儒的可能。
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这是绝对错误的。
是以，当初程廷祚看过李瀷的书之后，直接就给了个“被西教所染”的定性。说李瀷的三心，纯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魂环套了个皮。
加之从古文尚书考证开始，加上反理学的风气，也使得大顺的一些有志于“立言”的大儒，找到了机会。
正本清源，回归汉经学、再从汉经学退回到夫子述而不作的周公原典，破除宋儒的种种，反倒使得创新有了极大的可能——周公为圣，孔子为师的新儒庙，也就坐实了道统就在夫子述而不作的原始六经之中。
任何“宗教”改革，都是从复古和原教开始的，但复来复去就奔着创新去了。
是会创出来新的，或者会不会复来复去复成原教旨？
对这边来说是有固定答案的：原始经书的字儿太少，句读自解，所以复不成原教旨。
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礼节？还是富到某种程度再教化？还是富和教化是关系递进但时间同步的？这还只是三个最简单的理解。
此时大顺先发地区的儒生，派别多样。
但颜李学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实学、土地。
实学，实际上颜李学派传到现在，已经基本放弃试图主导了。
不管是战术、军事、枪炮，还是农学、天文、算数，扛起实学这个大旗的，是别人。
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派发现也确实扛不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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