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历史上，颜元去世后，李塨、程廷祚等，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补漏洞。
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只不过，此时此刻，九宫山之后的变化，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原本历史上，大儒张伯行就说，颜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事功学，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而且他断言，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首推陈同甫，其后必王安石，皆祸乱天下之道”。
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道统，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
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
虽然，也确实，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以考据学为证据，说《周礼》不是真经，是伪书，依旧给了要办正事、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
但最终，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自己也投身考据学，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
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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