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本老婆织布是真的卖不出钱，自己自己不种棉花，那么棉花总得换。
内部又卖不出去，家里又没有种地的男人能授田五十亩……只能说，得亏还有个重视家庭的弟弟，靠着圣堂聚和会的帮衬，以及慈悲为怀善心满满的儒生先生，也就能活着。
也就是这是个儒生的试验田，但凡是正常的外部世界……或者在资本主义萌芽区，去工场做工；或者，死了。
所以大顺的工业革命，纺织业的韧性，或者说压榨率可以更高，源于南通只是副业变主业、主业变副业。
和南通的纺织业家庭最像的，不是伦敦、巴黎手工场的工人，而是更像爱尔兰的农场雇工——小块份地种点土豆，主要靠给贵族的圈地农场种麦子赚工资，一旦土豆出病就是大规模死亡——南通模式就是如此，男耕女织，但耕地和爱尔兰人的份地差不多大，甚至还不如。种点吃的，大部分货币收入来自于做工。逼急眼了，给点钱就能干，包买商的压榨可以更狠一点。
但既然如此，你不肯干，自有的是人抢着干，那这种没有地、有孩子、且不能接受继续压低工资否则养不活孩子的寡妇，自然很难找到工作。
全世界都一样，英法工场、工厂崛起的时候，都是优先招周边的、有自己住房的人做工。只有人力不足的时候，才去招那些需要提供住处额外开支的工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像赵立本这种被刘钰的改革所影响、犯罪、变种流放的人，老婆孩子能活下来，不管怎么样都该感谢这些筹办乡约村社的人。
这是不能否定的。
按照刘钰那一套搞，就赵立本这情况，老婆出去卖最后烂死、孩子流浪被抓去恶童感化院、二弟三弟签卖身契去南洋或者锡兰，这才是正常情况。
现在赵立本原来的三个孩子，居然还有俩活着的，老婆居然也还活着，这压根就不正常。
当初赵立本跑路的时候，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长子。剩下俩姑娘。
如今返回的时候，最小的姑娘得白喉死了。
长子和长女还活着。
儿子活着，便有25亩的授田。
按照颜李学派的三字经，八岁入学，十岁就要住宿在乡学之中，为的就是培养“同窗之情”。
吃住，都是靠从乡社征收的乡学款来支撑，这就让家里减少了很多的生存压力。
但乡学的钱肯定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
理论上，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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