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哈利法克斯伯爵尽可能地希望小国王明白政策和执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但小国王依旧还是没有立刻弄清楚哈利法克斯伯爵的跳跃，为什么政令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竟要解决东西方贸易中心在荷兰还是在伦敦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实际上，英国作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旧欧洲此时第一个拥有包括北美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家，英国暂时还没有学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精髓。
以33年的糖税法为例，33年的糖税法, 并没有引起北美的巨大反弹。
但乔治·格伦维尔的63年也不65年的糖税法，却引起了北美的巨大反弹。
实际上，33年的糖税法，每加仑法国糖，征收6便士的税；而63年的糖税法则是每加仑征收3便士的税。
为什么6便士的税，没引起巨大反弹；而3便士的税，反而引起巨大反弹了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英国的陪审团制度。本地乡绅作为陪审团成员, 在判决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这是封建时代封建贵族和乡绅对抗王权的手段。
乔治·格伦维尔在搞新糖税法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走私案件，不再由本地法官和陪审团审理。而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出去海关稽查和督导，由中央的人直接审理走私案。
正是因为这個细节上的变动，导致了新英格兰的走私贩子、酿酒商人开启了反英浪潮。
实际上，这种事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地方上的地下钱庄、地方上的重污染企业、地方上的走私活动、地方上的伪造发票等等，让地方自己去查，这要是能查明白，就见鬼了。
当然也包括封建王朝时代的地方亏空、地方赈灾作假、谎报灾情等等。
上面派人去，不是上面的人死，就是下面的被查。死钦差，一般被视作地方势力认为中央政府在实力上已经不足以掌控全局的标志性事件。
所以，明面上看, 是看不懂这个变化的。为什么6便士的税，北美的反应没那么大；反倒是降到了3便士，反应反而变大了？
因为，本质不是6便士变3便士。
本质是中央的政府直派的海关稽查，去督办走私案，而不是由当地士绅陪审团办案。
而这，又涉及到一个征税成本、是否有能力做到的问题。
在不考虑哲学、法学、道德等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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