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能改，并且能改成功。
哪些不能改，改了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在人为”即可解决的。固然说，事在人为，人是什么人？国是谁的国？为事的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这些不可不考虑。
而大顺本身的一些问题，更是使得继续改革下去，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后人有人讽刺一些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的人，编了个段子。
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拉车的马、马车夫，一定都死绝了吧？
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于是每天早晨起来倒马桶的主妇，一定都死绝了吧？
塞纳菲尔德发明了平板印刷术，于是那些抄书为生的人一定都死绝了吧？
这个段子的本意，便是说，技术的进步，固然一些职业消失了，但一些新的职业也就出现了，人类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死绝。
但，这个段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宏观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可实际上，被抢掉饭碗的人，却未必可以融入到新的产业、新的岗位上。
有句话说得好：不当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即便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滚滚车轮。
但，这些人，并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坐在那干等着，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会为了生存，做出选择。而对大顺来说，这种不当安安饿殍的想法，又是根深蒂固的。
以改革后的山东中部为例。
因为铁路的修通，使得一些土地融入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是完全有利可图的。
比如说，种烟草、种花生、鲁西鲁北地区种棉花。
伴随着铁路的修通，在铁路沿线，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种植粮食。
大顺在三五十年前，就已经成批地出现了“城居地主”。
这些地主居住在城中，他们的土地租给佃户，由佃户把租子送到城中。而地主不管经营、亦不管土地改良，只是收租。
很早开始，大顺征税的时候，就已经一反常态，不再是“先城后乡”，而是“先乡后城”。原因就是各地的地方主官，主动调整，制造时间差，毕竟乡下的佃户先把租子交了，城中的地主才有钱粮征税，所以从过去的先城后乡、改为了现在的先乡后城。
一般来说，实物地租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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