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鲜的还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
简言之，在海边。
凭借这些年航海术的发展，海边的粮食宏观上，是非常充裕的。
既然说，在这套特用于大顺的理论下，宏观上粮食够吃，那么工商业就是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顺参加了，并且打赢了、并且保留了三角贸易体系却将三角贸易中的“工业品”生产国的身份抢到手里。
由此，把工商业视作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也即“粮食商品化，参与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通过一战胜利后的广阔外部市场，在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矛盾短时间内不爆发的情况下，全力发展沿海先发地区的工商业。
在假设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延续扶桑移民的总路线，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向东流动。
而且是一场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东流、沿海地区往扶桑流西海岸流、内地地区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个大顺的超大型人口东迁。
铁路，是给粮食加条腿。
一战，是让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粮食。
这两条腿都给接上，也就可以让实学派真正看到未来的曙光，刘玉鼓吹的未来也就理论上有落地实现的可能性。
当然，刘玉鼓吹的未来，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东西的。
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不算太有害”的、抽象的工商业容纳过多的人口。
至于说“极多的工商业人口”这玩意儿，对封建统治者有没有害……现在看不出来，等着看出来的时候，早就晚了。
所以，刘玉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试言之，大谈剥削、剩余价值的“好处”，大谈这些东西“帮助”了皇帝解决了人口过多土地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在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
而老马说的很清楚，第二种私有制要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生长起来。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实则就是在为“第一种私有制的毁灭”，敲敲边鼓、打打预防针。
就现在来看，皇帝既不想均田、也没有能力均田、更不想直接折腾出来个王莽改制。
故而，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旧王朝的周期，算了算时间觉得差不多还有百余年时间。那么，只要这百余年时间，能完成工商业发展的大爆发，容纳足够的人口，即便说将来内地均田，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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