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右副都御史冷静的说道：“右副都御史对六科及都察院的言官要进行一次考核，对于那些只热衷于党争，而盲顾国事的科道官，一定要把他们清理出去。此外你再找几位御史商议一下，制定几条如何管理科道官员的行为准则，今后要设置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纠察科道官，由右副都御史来负责这个机构…”
就站在崇祯不远处的钱谦益木然的看着刘宗周的背影，如果说刚刚崇祯走下丹墀时，他心里还在为刘宗周担忧。但是当崇祯亲自扶起刘宗周后，钱谦益就已经想要用目光再把刘宗周摁下去了。
皇帝在朝会时走下丹墀的举动，可以看做是失仪。但如果是为了亲手扶起上疏的大臣，只要这位大臣不是奸邪之人，皇帝的举动就会被视为礼贤下士的高尚行为。
从秦汉一直到明，中国儒家思想从兴起到成熟，不仅铸就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还给这个社会打上了极为沉重的伦理秩序，君臣父子三从四德，这是一个尊者为长的时代。
到了明代皇帝更是被称作君父，代表着君王和父亲的双重权力。东林党人不管如何攻击侵犯了自己利益的皇权，其出发点都是以规劝皇帝维护皇权统治为目的，有缺陷的是皇帝个人，而不是皇权本身不受限制，这和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新贵族的认识刚好相反。
是以能够得到君王的赏识，是每个士大夫的梦想。而像崇祯刚刚对刘宗周的举动，已经不是简单的赏识了，这是对待国士的方式。
超出规格的礼遇，代表着崇祯已经不在是把刘宗周当做普通大臣看待了。今日崇祯的举动只要流传出去，刘宗周就会自动成为天下士子追随仰慕的对象。
“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种从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士文化，深深的根植在每个士大夫的精神深处。所以才会有蒙元入侵时，文人武将协助外族大肆镇压本民族同胞的反抗。因为这些人正是用了这种士的文化，来洗刷掉了背叛民族和国家的罪恶感。
钱谦益眼睁睁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从这一刻开始，他之前的种种谋划都成了泡影，东林党人从现在起，认可的东林领袖只会是刘宗周，他和韩象云达成的政治默契，和其他东林元老的政治交换，这一刻都落空了。
钱谦益对于刘宗周的奏章昨天就已经风闻了，这么一个空言无物的奏章，必然会被崇祯所厌恶，刚刚召回的刘宗周，也许很快就会被赶回家去。
因此从上朝开始，钱谦益就有些怜悯的看着这位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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