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倒是想要问一问你，你觉得我大明想要振作复兴，究竟应当从何处入手，又应当依靠谁的支持呢？”
夏允彝一时哑然失声，难以回答崇祯这个意外的提问。若是在一年半前，他必定会认为大明想要重新振作的关键，便是皇帝要亲近贤人君子远离小人，当正人君子执掌朝政，澄清吏制之后，天下自然就会恢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治之世。
不过在这一年来，不管是亲身前往地方调查山西、陕西的百姓生活，还是从大明时报上观看那些新闻，他都已经不再是那个对世情一无所知的愤青文人了。
对于大明的现实状况了解的越是清楚，无法找到改变现实方法的他便越是感觉自己力量实在是太过卑微，常有对于如此世道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感觉。
同南方还有些太平盛世的景象不同，北方的百姓完全处于一种没有未来的生活之中，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却要负担着国家的大部分税收和向地主缴纳沉重的田租。在这种生活的重负之下，只要再增加一根稻草，都有可能让大部分家庭典妻卖儿，从此家破人亡。
而北方这些年来的天灾，加上后金鞑子势力的兴起，驱使蒙古部族不断向大明西北边境迁移，这些都是加诸于大明北方百姓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方百姓所面临的这种生存危机，已经不是原先大明乡间存在的士绅自治体系可以处理的问题了。少数士绅地主的善心，是无法解决蔓延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百姓生存问题的。更别提，其中的大部分士绅地主还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夺取那些受灾百姓手中的最后一点土地，扩展自己的家业。
北方受灾百姓和士绅之间的激烈矛盾，同夏允彝在南方看到的还有些温情脉脉的乡村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虽然他自家也拥有着大量的良田，但是也依然对于一些北方士绅地主在大荒之年表现出的贪婪和愚蠢感到难以理解。
作为一名年轻的儒家学子，他还没有世故到把圣贤的经典当做一块掩盖自己**的遮羞布，此刻的夏允彝是真正的想要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夫子所言的仁。因此对于这些百姓，他还是持有着深刻的同情态度。
对于那些士绅地主在灾荒之年表现出的恶劣行径，他也为之深恶痛绝，但是这种痛恨只局限于，这些人的行径玷污了其他士绅的名声的程度。对于百姓的痛苦遭遇他深感同情，但是又厌恶于那些敢于起来反抗士绅的乱民。
夏允彝心中的矛盾心态，使得他在皇帝面前久久不能出声，过了好半天才艰难的对着崇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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