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南传统经济中心的苏州局势的稳定，连带着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形势也开始平稳了下来，当然这些社会稳定依然是要付出的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江南士绅地主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
不管是将家中的存银拿出兑换为纸币，还是服从于朝廷法令降低田租，或是投资的工坊不得解雇工人，并要接受每月最低工资法令的约束等，江南士绅地主们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虽然在朝廷放开了海外拓殖后，这些士绅地主算是找到了一个弥补损失的渠道，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法令依旧是不合圣贤之道的『乱』政。
但是，江南士绅地主们虽然内心充满了不忿，可是敢于起来用武力反抗的却不多。一是由于北方兵南下就食，这些士绅地主手中掌握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这些丝毫不讲情面的外地军队。甚至于地方官府都不怎么想动用这些外地军队，而宁可用本地的武力进行镇压地方叛变。
至少本地出身的军队还念着几分同乡之情，哪怕镇压地方叛『乱』，也会尽量缩小目标。而那些外地军队根本没什么情面可讲，甚至于为了扩大战果还会以追击逃亡叛逆的名义袭扰附近的村庄，这对地方上的士绅民众来说就有些惊惧了。
于是在出了几个反抗朝廷法令而被平『乱』的村庄之后，地方上的士绅开始结团自保，这些士绅向地方官保证愿意服从朝廷的法令，并愿意缴纳一定的钱粮给官府用于赈灾和养兵，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效仿北方各省灾区，编练民团保卫地方。对于那些敢于反抗朝廷法令的地主豪强，他们愿意自己动手去解决，以避免外地军队进入本地平『乱』。
在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底层受灾百姓的愤怒下，江南的士绅地主们无奈的选择了低头屈服。以出让一部分经济上的利益，来换取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则是，从天启年间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开始政治清算，到崇祯登基之后以扬州盐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盗案三件案子继续对江南士绅势力进行打压，到了崇祯十三年，江南士绅中敢于出头对抗朝廷的士绅领袖已经几乎没有了。
像万历末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左光斗等声名远播的士人领袖，到了崇祯朝几乎已经没有可与这些人相比的士人了。如今天下士人心目中算得上有号召力的文人领袖，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夏允彝，可这位又站到了皇帝的立场上，对于士绅大族毫无亲近之意。
至于曾经声望颇高的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现在则已经被江南士绅普遍认为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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