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模样呢？”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其兴衰，不会在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境遇，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总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担当。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吧——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明不过是一些部落的联盟，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其他具体的情况，即使是考古学家，了解也不太详细；到了夏商，虽然本质上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的格局，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到了周朝，姬旦提出了根本性的典章制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以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还有井田制，把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彻底带入了封建城邦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野乡遂的政治对立，死徙无出乡，是鲜明的时代特征。国人有权议政，更有从军掌握武装的权力；野人则是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没有政治权利。而时代进入战国时，国野之分，就渐渐被废除了，郡县制度渐渐成为主流。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历史和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周朝，城是国家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侵伐割让，都是以城为单位。而那个时代的城，和现在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城与城之间，存在着很多人类尚未开发的土地。一个国家的实力，相比领土面积的多寡，城的数量以及人口的数量，才是关键。”
“而从古典军·国主义制度的秦汉开始，郡县制成了中国古代的长期的制度。随着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人类适居的区域越来越多，城与城之间，实际控制区渐渐广泛接壤了。城郭之外的乡里，质变地增加了。而在这段跨度很长的时代，有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皇权不下县。”
“即使有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央的人事任命权，仍然只到县这一级，官吏虽然总在嘴上并提，实际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乡村之民，往往有皇权的概念，有乡土的概念，却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天高皇帝远，宗法制度下的族长的权威，往往更加有力。”
“这一切，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改变的端倪，直到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才从制度上彻底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央，对于领土境内的控制，大大深入基层，对于人民的领导，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局限……嗯，除了桂省那边。”
“很显然，中国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整个文明逐渐进步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红旗车开得缓慢而平稳，毕文谦渐渐看向了静静聆听着的黎华。
“如果只是想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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