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下去，但现在需要烦恼的问题是可以当中顾委的人太多，需要选拔，将来需要担忧的问题却是合适的人越来越少，有滥竽充数的风险。我们不可能在当代就对这个转折点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判断。索性，我们可以把界限划在双十二事变和三大战役——双十二事变之前参加革ming的人，主要通过选拔来决定中顾委的名额；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ming的人，则通过选拔和入选门槛相结合的方式来决定；之后的人，就采取绝对的宁缺毋滥的原则了。”
“这样的区别待遇，既要体现在物质待遇上，也要体现在精神待遇上。并且，我们要明确一点：第一，伟大的道路上，既永无止境，也没有退休的说法。退休是生老病死的客观结果，却不是精神上的消寂。对于离退休人员，我们要组织和安排好定期的体检，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赋予他们一定的深入基层的宣传和教育任务——就在他们居住所在地的周围，主要面向年轻人，进行言传身教。可以是他们走进附近的校园，也可以是组织学生到他们家里。有很多工作了一辈子，事业心很强的人，一下子骤然松下来，空下来，闲下来，不仅不是好事儿，反而会导致精神状态的剧变，影响了健康。而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应该给予这些老人各方面的优待，但前提是，他们愿意遵从医嘱。依然可以以吸烟问题为例：对于同时间段参加革ming，并且都有吸烟史的离休人员，愿意下决心戒烟的，待遇就应该比戒不了烟的更好一点儿，这一点儿不必也不该太大，但必须要存在。一个细节的差距无伤大雅，所谓量变引起质变，许多个细节的差距累积起来，就该体现出巨大的待遇差异。”
“黎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精神要求的区别，既是宏观上巨大的，也是体现在微观上各个方面的细处的。这些细处的明确，也是体制和政策研究室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不必也不该追求立竿见影，但一定要一步步，一点点，不断进步，对于老人，要求可以低一些，对于群众，执行可以宽一些；对于年轻人，要求就必须越来越高，对于干部，要求就必须严格落实。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我们在将来发展得越快，对于年轻人的要求就将越高，相辅相成，可以和五年计划相结合，每5年讨论划分一次，一步一步，最终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而这些具体落实的情况，同样应该成为城市分级制度的重要参数。”
听到这里，黎华不禁抬头感慨道：“师父啊！这任务……恐怕不是现在的体制和政策研究室能够做得细、做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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