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唐的右相，其实李林甫对于国家的运转情况最有发言权。
大唐中央财政的账目，虽然看上去还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只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大唐多数地方州县的财税，早已是不堪重负了。
类似这些财政问题，表面上像是由大唐政治构架的固有缺陷引起的。还不至于说是乱世将至，国家马上要分崩离析什么的。
看起来只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问题。
比如说大唐的地方政治经济运转，核心区域是以京畿和“府”为主来运作，掌控一方财税。其次是以“州”为主，各管一摊，一般的州人口不过数万而已，做不了什么大事。
大唐的治理，始终都缺乏“行省”这个级别的行政区来统筹管理。
开元末天宝初“十大节度使”制度的确立，某种程度上便是弥补“行省”的缺失，客观上是中央集权的有效调整。
所以和很多大唐科举士子这样喜欢“键政”之人所猜想不同的是：边镇节度使所管辖的州郡，政务运转情况是比较好的，起码比关中地区要好。
大唐虽烂，再烂也烂不过长安。
而除开节度使管辖以外的地方，超越州县范围的政务，便全部都压到了大唐中枢这里，导致中央财政开销暴增！
比如说治理某一条河，那肯定需要修筑河堤。而在大唐，一条河跨越几个州甚至十多个州，都不是什么稀奇事。
类似的政务，每个州都希望朝廷能站出来，出钱出力主持大局；却又不希望本州府衙出钱出力来管这些“闲事”。
为了弥补中央财政的亏空，这一类“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全都被李林甫束之高阁了。
原因很简单：大唐中央财政的收入，可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那么为什么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人口还在不断增加，社会基本面没有出乱子的情况下，大唐中央财政依旧是越来越少了呢？
基哥不太关心这一类的问题，但李林甫却是心知肚明。
大唐的租庸调，所收上来的粮食与绢帛，一年比一年少了。其中固然有贪官污吏作祟，但不能公开拿出来说的主要原因是：大唐民间的“隐户”越来越多，逃避租庸调的人越来越多，整体的缴税比例越来越小了！
李林甫虽然采用了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办法，加大地税的征收力度，尽量让新增的赋税平摊到所有占有土地的人身上，可是却依旧无法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亏空。
大唐的官僚阶层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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