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杨鸿章不得已从各州县抽调五十名沧州一百名一共四百名军士回到天津卫。这期间高坑的回信也到了，信中高坑提到了朝廷已经停止了争议在保定等州府以及京城全面推行防疫条例，唯一的朝廷钦差就是天津府同知王乐年，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疫区保定的。高坑在信中还特意提醒杨鸿章要小心此人，很有可能在保定有所作为之后取代杨鸿章成为天津知府。
杨鸿章听说是王乐年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陆续有两支庞大的难民队伍从保定来到天津了，也明白那些所谓的雇佣者是怎么回事了。不过王乐年在朝堂上表现出一发副大义凌然为疫区鞠躬尽瘁的样子，想来没有足够的证据阿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就好比上一次高阳的事情一样。
面对王乐年这种人，杨鸿章觉得只有蒋委员长的那一套比较适合他们，跟他们讲大明律是没用的。看来等将来疫情结束之后应该组织一支这样的队伍，专门用来清除这种有文化的流氓。
让杨鸿章欣慰的是，在付出了五名纠察队队员的生命之后，两个大型难民营的疫情也终于得到了控制，基本上从他们到达天津之后第十五天开始就不再有新的感染者，这也再一次说明了防疫条例的有效性。两支难民队伍一共将近一万五千人，总共死亡一千一百三十五人，虽然比天津卫城内的死亡率要高得多 但总的死亡率不到一成，比起保定府那边还是要好太多。
这也得益于这些能够跋涉几百里来到天津卫的人多数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在保定的时候就经历了考验，到了天津卫之后由于生活得到了保证抵抗力增强，加上严格的网格化隔离措施避免了交叉传染。
由于不再有新的人员感染，加上死亡率较低，城内外的临时营地的难民情绪也逐渐好起来，他们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刚开始总兵府和纠察队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强硬，回头再看看那些挂在杆子上的人头，这些人也算是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
难民们情绪稳定开始适应防疫条例下的生活，让杨鸿章松了一口气的是在第二支大型难民队伍抵达天津卫之后的二十天并没有出现第三只大型的难民队伍。否则天津卫不但纠察队不够用，粮食也顶不住了。用于震慑的军队数量也不够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说明保定一带的疫情可能比高坑说得还要严重的多，这才让王乐年之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了大量的百姓作为基础，那么逃难的人自然就更加难以集中了。不集中一定数量的难民对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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