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立也，无计划不足以定根本，乏筹谋难堪为律令，诸事同理，财赋尤甚。如赋税一道，先秦定治粟内史，以丞相统之；而孝武重内廷，后世遂有户部之设。盐、铁诸务，国脉同于粮赋，故桑弘羊治会议于前，孝钦帝设三司于后，足见工商之利，非丁户之赋足限；市贾之财，难出入之税量计。民以食为天，农用不足，则工商财为无用；故工商之行不得越粮赋之亏限。而工商促财用，鼎技艺，一工匠造一水车，费工时一月，耗财帛若干，然则水车之利，可使百亩之田滋润数载，其利轻重，足堪论也。故有古谚云：砺刃光阴，不耗薪时，其理是谓也。二论皆有所长，亦有所欠，仅田赋不足以强军国，只工商难堪得富庶众，二者并行，其道不孤。然上至一国，小至一里，农用盈欠，工时长短，商用短长，其术，其势，其法，皆国计也。今庙堂三司，仅丁户、盐铁、度支，虽名曰总理财赋，实则不过出入之道，未足以当“国计”之称。国计者，以一定之论，议一定之法，筹一定之数，据过往之成例，基年度之实际，期来岁之盈富，定律定数，分配出纳，使一州一县之资用，既足以食黎庶，又堪得促工商，如此本末相衡，纵有失政，有计划可堪，使生贪渎，有账目可循，惠民之律，当不至成害民之法……
陈素读着这些近乎白话的文字，心中早已没有了初见时的嘲讽之意，这本小册子虽然一眼望之便可知是个文墨粗浅之人所著，但其中的蕴意却实非同寻常。
说白了。这本册子当中地观点，是将朝廷的财政政策当做一门博大精深地学问来看待的。尽管实际上现在的宰相朝臣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对于那些从唐代贵族政治传统中走出来地士大夫们而言，能够突破义利之辩的礼教大防便已经是天大进步。要知道，初唐贞观年间，户部下属地度支郎中一职因为天天与钱粮这等俗务打交道而被朝野视为畏途。那些天天在朝堂上高谈阔论的谦谦君子们宁愿做个闲职也不愿意出任度支天天打算盘，导致当朝宰相誉满天下的贤人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亲自兼任此职。整日和账簿算盘打交道。
而李文革在册子里提出的所谓国计说，实际上是将整个政府当作了一个大型商号，只不过这个商号地盈亏并不仅仅以收入和投入的金钱数字来考量，而是涉及到了许多社会分工方面地学问。说得浅白一些，这篇关于国计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讲述政府应该如何分配投资额度以及如何计算收益的学问。若是在李文革那个时代，这门学问大约可以被简单地称之为“国家投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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