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年随访数据时，台下传来了细微的议论声，那根代表癌变率显著下降的曲线，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两人配合默契，节奏掌握恰当好处，演讲气氛的控制也富有张力。
报告进入最后部分，关于理论的边界与未来方向。宋子墨展示了P-009不良反应的详细分析，以及他们如何从中学习，改进预测模型。也坦承了目前无法解释的少数案例，以及正在探索中的新问题。
“……所以，系统调节理论不是一个完美的、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开放的、正在生长的研究框架。它提供的不是万能药，而是一种理解复杂疾病、设计个性化干预的新思维方式。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给出了所有答案，而在于提出了一组更好的问题，给出一种全新的理解疾病的新思路，而这种思路在我们实验和临床中已经得到大量数据的验证。”
最后一张幻灯片亮起，是杨平定下的那句：“医学的未来：从战争到对话。”
报告结束，掌声响起，热烈，持久、认真。
问答环节才是真正的考验。问题接踵而来，有的关注技术细节，有的质疑理论的可证伪性，有的询问临床应用的成本与可行性。唐顺和宋子墨交替回答，互相补充，一个侧重基础理论，一个侧重临床研究。遇到特别专业或刁钻的问题，唐顺会稍作思考，然后给出基于现有数据的严谨回答；宋子墨则擅长将复杂问题化解，用比喻或案例帮助提问者理解。
一个来自分子生物学背景的委员问道：“你们强调‘系统’，但所有的机制阐述仍然落在具体的分子和通路上。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系统调节，最终还是要还原到分子生物学？那么它的‘新模式’意义何在？”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唐顺和宋子墨对视一眼，唐顺上前一步：
“很好的问题！我们认为，还原论和系统论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就像我们想了解一座城市的运作，既需要地图来了解街道布局（还原论），也需要了解交通流量、社区功能、经济活动（系统论）。系统调节理论试图绘制的是后一种‘功能地图’。它告诉我们，干预A分子可能会在B、C、D等多个层面产生连锁反应，这些反应综合起来决定了最终效果。它让我们在操作具体‘街道’（分子）时，心里有一张‘城市地图’（系统），避免‘疏通了一条路，却堵塞了另一片区域’的意外后果。所以，新模式不在于抛弃分子细节，而在于将这些细节放在一个更大的、动态的相互关系中理解。”
回答完毕，提问的委员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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