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高扬笑了,那笑容里有沧桑,也有透彻:“因为我们已经尝试过,都是徒劳的,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和资金。黄先生,我们曾经交过两次手,失败的都是我们,从务实的原则,我们不想第三次失败。”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更重要的是,我经历过濒死,然后被这个理论拉回来。这让我对生命、对医学、对商业的意义,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商业的成功,最终应该服务于更伟大的目标。而引领人类医学进入系统时代,就是一个足够伟大的目标。我希望巨头集团,能在我的任内,完成这次转型。这或许是我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最后,我想借用中国一句名言——天下之事浩浩荡荡……”
这番话里,患者的感恩、企业家的野心、以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迫于现实的无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可信的动机。
会面持续了四个小时。双方就框架原则、潜在风险、底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甚至激烈的探讨。黄佳才的谨慎与原则性,里高扬的务实与远见,在碰撞中逐渐磨合出相互理解的轮廓。
最终,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但达成了一个关键的口头谅解:双方将各自组建团队,基于今晚讨论的原则,在三个月内起草一份详细的《全球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在此期间,巨头集团将先行采取一系列“善意行动”,包括公开更多支持性数据、撤回在某些争议监管提案上的支持、并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其他药企与监管机构的务实对话。
临别时,里高扬再次握住黄佳才的手:“黄先生,我知道信任需要时间建立。我们不会催促。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巨头集团是值得信赖的务实的伙伴,而不是又一个试图控制科学的资本。”
黄佳才点头:“我们拭目以待。”
返回到南都之后,黄佳才将此次会谈向杨平详细汇报。
“教授,您觉得……他是真诚的吗?”唐顺问道。
“至少目前看来,是的。”黄佳才接过话,“但真诚会随着时间、压力和利益变化而经受考验。他个人或许真诚,但他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有董事会,有股东,有复杂的利益网络。”
“那我们还继续推进吗?”陆小路问道。
黄佳才很坚定:“推进,但要更谨慎,法律条款要无比严密,制衡机制要深入骨髓。这是一次机会,也是一场冒险。系统调节理论需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我们需要国际资源和平台,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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