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别的不说，这个“聚麀之诮”，就很叫人尴尬了。
所以，也不晓得拿她怎么办才好。
还有，尼亚孜和热娜古丽都表示，不愿意再留居新疆了。
尼亚孜是真不能呆在新疆——新疆人尤其是和田人恨毒了他，只要一离开朝廷的庇护，尼亚孜非被他的老乡撕碎了不可。
热娜古丽则表示，新疆是她的“伤心地”，“不忍长居”。
于是，经请旨，新疆方面，将这两位一块儿送往北京，请朝廷发落。
这桩差使办妥了，陶茂林便再次作为展东禄的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新疆太远了，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的日期的确定，是比较迟的事儿了，新疆再派人过来，已经赶不及了，陶茂林既在北京，就顺理成章的做了新疆的代表。
是次祭典，行省之外，蒙古、西藏也奉旨派代表参加——这更是不折不扣的“有宋以来”了。
譬如，西藏的代表，是陪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北京“就学”的德柱活佛——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前西藏的“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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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埠天津，一下船，赵烈文就直奔三口通商衙门。
前文有过交代，曾国藩这个直隶总督，兼领三口通商事，而三口通商衙门设在天津，因此，一年之内，曾国藩呆在保定，大约七、八个月；呆在天津，大约四、五个月——两头儿跑。
曾中堂呆在天津的时候，三口通商衙门就兼直隶总督行辕了。
目下，冬去春来，正是一年中三口商事由少转多的时候。
不过，往年曾国藩移节天津，都在春夏之交，今年是特别的早一些了。
之所以这么早，是曾中堂领了辅政王的钧命：确保中法战争期间，直隶不会发生“排洋”的事情。
直隶洋人的聚集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京师，一个是天津，京师不劳曾中堂费心，他要管好的，是天津。
辅政王明确交代，“两国交兵，不罪来使，况乎商民？法兰西在华商民，只要遵纪守法，中法开战期间，一体保护！”
又特别嘱咐，“要防备有人借机生事，由法而洋，兴风作浪——或者兴起教案，或者拿什么‘扶清灭洋’之类的说头蛊惑人心，若真有这样的人，涤翁，你给我往死里削他！”
当然，辅政王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过，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辅政王的严加戒备，曾国藩略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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