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歌舞升平，穷苦百姓挨饿受冻饥寒交迫，四川、贵州、山东等地已经发生多次民变，如果不对最底层百姓的生活质量加以改善，大明的灭亡指日可待。
天启通过两个方面对百姓进行保护，一是通过经济审察制度打击了官员的贪污行为，制止了他们继续祸害百姓，二是用两成利润封顶制度限制了商人对百姓的盘剥。农民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只要不受官员和商人的双重剥削，他们慢慢就会过得越来越好。这天上虽不会掉馅饼，但地上可以长馒头。
按圣学院刘宗周的综合施政理论，假如你抢走了别人一颗糖，你就得递给别人一个果子。在经济审察制度下官员不能通过随意提高火耗捞好处，不能随意接受他人贿赂，那么就允许他们卖爵位，将集中起来的火耗收益给他们发养廉银。卖爵位的前提是治下的百姓要有钱，多卖银子的好处可以促使官员想办法让百姓致富，这也算是共赢互利。
商人在其利润不超过两成时，跟百姓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百姓们丰富了生活商人们获得了利润算是共赢。假如商人的利润超过两成，就是对百姓的伤害。在对商人的补贴方面，政务院的办法是把他们从商业引到工业去，工业的利润不作两成封顶的限制，这是政务院做得对的地方。商业就像是揉面团，无论揉成什么形状包上什么包装面团总量没变，工业才是将旧事物便成新事物的必须途径。
政务院第二个做得对的地方是下调了利息，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做事的人心理不平衡。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货币的作用不可小视，但也要看清货币的实际作用。一般人看到银子就认为银子就是财富，就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银子本身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不过是提取货物的凭证，用银子可以换来自己需要的东西，同时也促使人为了获得银子去做事，就是说银子能让人变勤快。
有劳动就有分配，在劳动中一共有两种分配制度是合理的，一种是按劳分配另外一种是按资分配，其它的方式如按权分配不长久按需分配又太虚幻不属于天启考虑的范畴。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分配比例是有说法的，如果出资人比劳动者分得多太多，使得人们都愿意出资而不愿意出力，那就是错误的，因为本来该让人变勤快的银子使人变懒了。
这时候就应该下调出资人的分配比例，政务院将最高两分的利息下调为最高一分是合适的。当然不这样做还可以通过欺骗手法愚弄百姓，比如说表面涨钱暗中用通货膨胀等手段使百姓手中的钱涨得不如贬得快。这样做虽可以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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