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商人们整曰游手好闲，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富比王侯的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和贪官一起，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源泉，必须要从自己的国度中清除。
所以朱元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非法的，不承认商人的身份，在户口制度空前变态的明初，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户籍，当兵的一辈子都是军户，当匠人的是匠户，还有民户、灶户、铺户、酒户、医户、菜户，就连失足女、龟公都有个乐户，但商人们却没有自己的户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帝国政府无视，但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社会规律是不可能的，哪怕强如朱元璋，也不可能扼杀社会的需求，这在明初时尚不明显，因为当时国家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才是最主要的，对商业需求在历史的最低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复苏，随着经济的恢复，以及强势皇帝的入土，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但悲哀的，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太祖不承认商业，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时天翻地覆、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想在后来加上，往往就千难万难了。
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无异于虎口夺食，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让反对商税的官员，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谁也攻不破，谁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商业的繁荣而强大，商业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相反的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去阻拦收取商税的行为，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让朝廷打富人的主意之类。总之，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
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是，儒生。
我们之前说过，三代贫农，慢慢养出来一个可以脱产读书的人，如果运气好，基因好，说不定有机会中个秀才。
秀才已经是每个县最顶尖的人物了，而每次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录取率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的百分比，5%那种。
而进士考试也许好一些，但每三年不过三百人，竞争之残酷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平民之家来说，想要靠科举改变命运，就难上加难了。
而过去一百年间，也许南方有倭寇这样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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