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时候也认清了战争的实质。
我在救护团里日以继夜地工作的时侯，家里也出现了巨大的变故。先是父亲接到了上峰的通知，如果上海的情况持续恶化下去，所有的档案资料就要提前运出上海，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至于父亲，也希望他能做好一切准备，若是政府有需要，便和其他的官员们一起撤往重庆。大哥也带回了一个让家里人难以接受的消息。因为他出色的外语能力（他的英语和日语能力都达到了熟练的程度），所以也要立刻赶往夏都庐山。至于接下去效力于哪个部门，又在谁的手底下做事，要等他到了庐山以后才会作安排。
我想母亲一定是心情最糟糕的那个人。本来身逢乱世，就是希望能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却没想到，好好的一个家到了此时却要四分五裂了。她好不容易和我通上话，却在电话那头长久地沉默了。
我用掷地有声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和爸决定了去重庆的话，我就陪你一起去。”
没想到母亲的想法却和我南辕北辙：“可是你爷爷和外公外婆都在上海，我不可能丢下他们不管。”
这下我可是真正错愕了：“你要留下来？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重庆都求不来呢。那里可是大后方，比起上海可要安全多啦。”我因为激动，声音便拔高了好几度，以至于周围的人纷纷停下脚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我只好换了个姿势，将身体朝着角落，音量也刻意放低：“这样子一来，我们一家人可真就天南海北，再也凑不到一块了。”
母亲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用一种几乎是讨好的口气说道：“其实我想了很久，还是希望可以留在上海。这样的话，不管是你父亲还是你大哥二哥，他们想要回来的时候，总可以轻易地找到我们。”
我想，也许是因为这场战争，也许是我亲眼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所以对母亲的这种情感便有了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握着听筒，因为用力，手指的关节处便泛出一抹白色，我用并不响亮却十分坚定的语气告诉她：“只要你决定了，我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
母亲没回答，听筒里传来低低的抽泣。我有点疑心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的症状，不仅在这样喧杂的背景声里怎么可能清晰地听得到抽泣的声音？我十分沉痛地将卫二月的近况告诉了她，这个向来坚强的好友如今的情况并不乐观。并且再三强调，希望卫二月出院那天她和父亲都可以来。
母亲果不其然又悲痛了一把，人在这种乱世里，难免会被感时伤事、自怨自艾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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