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程度都大幅领先西疆。可是即便如此，828年前后的圣唐朝廷，经济条件却比西疆差了许多。
造成这种反差状况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其一，圣唐与西疆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
圣唐重农，西疆重商。作为丝路商道的枢纽，西疆鬼漠数百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商业体系，并利用东西大陆的贸易中转，赚取了大量的利益。
随着乱局的逐步平息，镇疆军府通过波斯巨商艾麦尼重新恢复西疆与西大陆的商贸联系，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活力。
与之相反，圣唐的经济基础主要依托土地和人口。当土地被侵略军占领破坏，大量的劳动力因为躲避战火而逃亡，农业体系便遭到了根本性的摧残，元气大伤。
其二，圣唐与西疆的政治基础也影响了经济。
圣唐一向都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皇朝。在正常的情况下，发达的行政体系能确保整个帝国顺畅运转，比西疆更具治理优势。
然而，某些时候，优势也会变成劣势。完整的大一统状态固然十分高效，可一旦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原有的政治体系不仅无法发挥作用，反倒会变成皇朝运转的拖累。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圣唐境内分崩离析，北方有李炳，两淮有李炝，江南有劳剑华，朝廷官署则偏处西南。
政出多门、天下纷乱，与政权紧密相连的财税权，根本就没办法支撑军政所需。
反观西疆鬼漠，数量众多的藩国虽然各自为政，但他们一向就是如此，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灵活发展，更容易从战乱中恢复过来。
而镇疆军府居中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又起到了中枢朝廷的作用，可以帮助各个藩国取长补短、快速发展。
其三，圣唐和西疆的首脑，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帝君李炳虽然有过监国辅政的经历，但他的思维意识，远远比不上李江遥。
当李炳还在琢磨着如何巩固君权、如何与朝廷和军阀博弈的时候，李江遥早已经开始思考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问题了。
人们常说，一个领袖在考虑什么，他的臣属就会考虑什么。
李炳麾下的文武官员，和他们的帝君一样，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权力平衡之上，很少有人去顾忌朝堂和战争之外的事情。而镇疆军的头头儿们，甚至包括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徐友长、杜建等人，开口闭口也都少不了复苏经济的话题。
在这些因素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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