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想以退为进，没想到嘉靖皇帝干脆利索的批准了他的辞职。这时，他才感到有些不妙。
本来，他以为形势对张璁一派极为不利。在他看来张璁一派是极少数，且都被黜任南京主事等闲职，而自己是有威权有实权的首辅、各部尚书等。
可是，没想到辩论一开始，自己这边就溃不成军。本来自己这边就是强词夺理，全是屁话。杨廷和也知道宋朝大儒程颐的说法就是为了讨好当时的宋朝太后，程颐的《濮议》本来就是为宋朝曹太后垂帘听政提供理论依据的枪手文。
杨廷和为了讨好张太后，继续掌权，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后来，他的儿子杨慎偕同列36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
程朱道理学奉形上学之天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它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王阳明的心学说。二是罗钦顺恢复张载气本论思想，主张“理气为一物“，把理拉向气，否定天理的形上学本体性，认为天理只是气本体固有的条理和属性。
自元明以来程朱道学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强化，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紧箍思想的教条。其理论破绽逐渐显露，其理论思维的生命力渐次削弱，早已脱离了社会实际。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张璁认为“大礼议”的统、嗣之争，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他称：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尝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
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强调礼要适应时变，要缘人情，若既不依据时，又不顺人情，就是非礼，也无所谓礼。
“人情”与“礼”的关系，《礼记·丧服四制》就说过：“顺人情，故谓之礼“。
杨廷和弄巧成拙，他的内阁首辅职务被撤销了。
嘉靖皇帝刚继位时，杨廷和将自己的儿子杨慎强行安排为嘉
靖的经筵讲官，当上了嘉靖皇帝的老师。嘉靖皇帝对这位老师没有好感，因为杨慎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和他以前在兴王府的老师相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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