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元年三月中旬的时候，此前对于朝廷上下阉党的处理已经结束，按照当时的定罪，该抄家问斩的一个不留，给充军流放的也都押解上路，需要交银恕罪的也都全部完成，处理里四五百个文武大臣，共抄没银子九百余万两现银，而其他财物、田产、宅院还在处理之中。即便是这些银子也够崇祯皇帝花销一阵子了。
虽然孙承宗、李邦华、袁可立、卢象升等人，募民屯垦、编练新军需要花费大量银子，开军校、修营房、推广新型作物等等，都需要花费银子，但即便是加上年前补发给九边的四百万两军饷，这前前后后也不过是花掉八百万，与崇祯皇帝累计抄到的银子比，也只占到了十分之一左右。
应该说，十七世纪之初的大明，不是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的只是朝廷罢了。当时中国对西方出口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因此从西方流入了大量的白银，但这些白银有相当一部分被民间窖藏，没有进入流通，所以才造成市面上的通货紧缩。
比如当时一个姓周的扬州盐商，家资豪富，但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死的时候把子孙叫到跟前，跟他们说自己赚钱的秘诀，两个字“不用”，因此积攒了大量的银子，请了许多看家护院的守着，结果到了满清军队屠城的时候，上千万两的家产都被清军抄了去。
如果大明的富商都是这样的守财奴，那么不管从海外流入多少白银，大明也依旧会陷入持续的通货紧缩之中。
明朝的灭亡主要是亡于财政上的崩溃。对此，拥有后世灵魂的崇祯皇帝当然清楚，毕竟大明这么大，而朝廷每年的现银收入才不过五六百万两，即便是加上辽饷也不超过八百万，这是很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食盐专卖的情况下，一些大盐商的家产，居然比大明朝廷一年的税银收入都要多。比如寓居扬州的秦晋盐商，比如陕西三原梁家、西安申家，山西太原的张家、郭家，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当然最富的还是徽州江家，在扬州的盐业资本就超过了两千万两。
如今这些两淮盐商们多年积累的财富，都被鹿善继、骆养性以阉党余孽的名义抓捕下狱，个个判了个抄家斩首，全数都归了皇帝和户部。
三个月来，鹿善继带着锦衣卫，在骆养性的配合下，仅在扬州、南京两地，以查抄阉党的名义抄到的银子，就超过了四千二百万两。
其中拿出一百万两，就地派给了朱燮元充作平定奢安之乱的饷银；拿出五十万两给温体仁，令其在闽浙总督的任上赈济灾民，募民屯垦，并编练总督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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