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石牌楼上，刻着七个烫金的大字，正是讲武堂的官方名称，“皇明忠义讲武堂”。
军机处报上来的名字，最初叫作皇明讲武堂，忠义两个字，正是当今这位崇祯皇帝亲自朱批写上去的。
虽然大明的官军，最初也是由元末的红军发展起来的，也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意识形态，比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等，但是这个红军与后世的那支红军比，在这方面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大明官军更是失去了斗志，也没了严明的纪律，天启初年的时候，还敢跟辽东的后金军队野战，到了天启末年，特别是崇祯年间的时候，面对后金军队，只能守城，不敢野战。
而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官军更是成了一个笑话，不仅在遇到后金军队的时候一触即溃，甚至遇到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也仍然是一触即溃，毫无斗志。
如果说，大明洪武初年，徐达、常遇春麾下的那支北伐军，算是一支有灵魂的大明军队的话，那么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的官军，完全是一直没有任何信仰的行尸走肉罢了。
不管是遇上后金军，还是遇上农民军，他们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毫无忠义之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因何而战。
在他们眼里，甚至在很多将官和大臣的眼里，他们充其量是为皇帝而战，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世的炎黄子孙而战。
因此当了逃兵、打了败仗，毫无羞耻之感，因为说破天去，不过是将来剃个头、换身衣服，再为另一个皇帝服务而已。
如果说将来的新军，仍然是这样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军队，那么编练新军的任务，就算是彻底失败了。
所以当崇祯皇帝反复琢磨新军编练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必须为新军注入信仰和灵魂，从思想上掌握这支军队。
当初在九边安排监军御史，后来在编练新军的时候，计划给每个营头都设置训导、镇抚，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军，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让新军上下在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这也是今天崇祯皇帝坚持要来讲武堂的原因。
在孙承宗、李邦华、张惟贤等军机大臣的陪同下，崇祯皇帝跟着茅元仪、孙元化等讲武堂一众人员，跨过讲武堂的南大门，进入到了讲武堂的大院之中。
那一百五十名讲武堂学员，则在马世龙等教官的号令之下，整齐划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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