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诸臣感到惊诧莫名，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愤怒的，不是山西巡抚张晓报告流贼入晋的迟到奏疏，也不是山西总兵王国梁在山西沿黄一线的疏于防范，这些问题虽然都该下旨申斥，但是还不足以令阁臣无语、皇帝愤怒。
真正让几位阁臣无语、让皇帝愤怒的是，山西巡按罗世锦和山西参政裴俊锡的上书。
山西巡按御史罗世锦跟历史上一样，在陕北流贼大举入晋之后，上书崇祯皇帝，指斥陕西巡抚洪承畴和延绥巡抚孙传庭等人以邻为壑，说陕北的流贼入晋不是山西官员的问题和责任，而是陕西官员将流贼赶到了山西，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陕西巡抚洪承畴和延绥巡抚孙传庭，乃至于三边总督袁崇焕都要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山西参政裴俊锡也跟历史上所做的一样，以乱贼都是陕西人为由，要求皇帝下旨让陕西的官军入晋作战，负责把流窜入晋的陕北流贼赶回陕西去，然后再去讨论对于流贼到底是剿还是抚的问题。
这两个人的上书，在原本历史上是真有其事的，当时把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气了个够呛，而如今陕北的流贼比历史上提前进入山西，但是这两个山西官员的脑筋，却跟历史上一样愚昧顽固。
往小了说，这是最为拙劣的一种推卸责任的方法。
往大了说，这是最没有大局观的一种表现。
然而就这种素质和觉悟的官员，在明末的官场上却到处都是。
明末的流贼之所以难以根治，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各地的官员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拆台，流贼来了，不是想着去全力剿灭，只是想着怎么样把流贼礼送出境。
对大多数明末的地方官员来说，流贼愿意去哪里都行，只要不在治下烧杀抢掠就好，如果烧杀抢掠不可避免，那么只要流贼不在自己的辖区内扎根就好。
甚至“人人自扫门前雪”都是好的了，更有甚至连“自扫门前雪”都不去做，只等着太阳出来，门前雪自己化掉。
正是这种地方官的不作为、不知耻，造成了流贼队伍的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也让那些真正想有所作为的文臣武将们一个个疲于奔命，也使得朝廷制定出来的各种还算不错的战略计划，没有办法得到哪怕一次真正的执行。
收到山西巡抚张晓的奏报以及山西巡按罗世锦、参政裴俊锡的上书之后，崇祯皇帝很快让人传来了内阁和军机处的几位重臣。
如今孙承宗卸掉了直隶总督的职务，专任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所以也能够常在军机处当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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