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文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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