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如果崇祯皇帝收编了鄂尔多斯人中的青壮骑兵，让这些人加入三千营也好，加入朔方镇守府或者九原镇守府也好，他都将没有办法将如此众多的鄂尔多斯蒙古人迁往藏地安置。
且先不说藏地的那些黄教僧王们会不会同意接收的问题，就单说要利用鄂尔多斯人的青壮骑兵，让他们给你卖命这一点，你就不能再粗暴对待他们的家属，也就是那多大三万余人的老弱部众。
否则的话，这些被编入明军之中重新武装起来的鄂尔多斯骑兵，就将是一直极其不稳定的力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叛离明军。
而如果不将这些老弱部众迁走安置，而是继续安置在河套之地，那么收复河套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崇祯皇帝当然知道，将鄂尔多斯蒙古人迁徙藏地安置这件事情，不仅听起来匪夷所思，而且具体操作起来也一定很不容易，但他最终还是铤而走险，采纳了这个建议。
原因就在于，即使是将鄂尔多斯蒙古人这样一支力量白白送给黄教的藏地僧王们，他也一定要将河套之地彻底纳入大明的版图之中。
数万鄂尔多斯人，在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的带领之下，络绎不绝地通过了延安府城，早有陕西巡抚洪承畴派出的一支兵马，在西安府与延安府的交界地带接应监护，继续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一路往南而去。
而目送这支河套蒙古人移民南下远去的李邦华等人，则立刻转入了整军备战的既定任务之中，箭支、弹药、粮草等等战备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从甘泉峪的方向，往子午岭官军大营运送过去。
与此同时，三边总督袁崇焕，也亲自督率着曹文诏、周遇吉两支马步军，押送着大批粮草辎重物资，离开花马池缓缓南下，向着固原方向稳步推进。
而一支支士气高昂的官军哨探骑兵，也被曹文诏、周遇吉向着固原城的四周撒了出去。
西北大战，眼看着一触即发。
大明崇祯三年四月十七日清晨，安远伯曹文诏麾下武烈营前锋汤九州、巴根两人所部骑兵大约两千骑，沿着清水河上游干涸的河谷地带一路南下，当先抵达了固原城北的一片高岗之上。
原本奉命驻守在固原城北的一支木速蛮乱军，看见官军前锋大批南来，当即弃了城外的营寨，撤入固原城中。
当天傍晚，得到了前锋军情报告的安远伯曹文诏，率领武烈营主力骑兵，以及划归朔方镇守府节制的达拉特部首领吉仁泰、杭锦部首领苏赫巴鲁和西乌拉特部首领色棱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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