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魏忠贤及其阉党，当然会有代价。
其中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朝廷每年的收入，即包括辽饷在内的收入开始直线下降。
原本历史上，杀了阉党之后的崇祯元年底，朝廷辽饷的收入从天启朝的五百五十万两白银，一下子掉到了三百九十万两（史实）。
朝廷在辽饷之外的常例收入，也从天启年间的四百二十五万两一下子降到三百万两以内，累计每年少收超过二百八十五万两（史实）。
在原本历史上，年轻的崇祯皇帝，面对这个艰难的情况举措失当，不是通过抄没阉党家产的途径弥补损失，相反，却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走上加派加征这个杀鸡取卵的道路。
与历史上崇祯皇帝的做法不同，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非常清楚，没有了魏忠贤及其手下的一群阉党分子，辽饷的征收注定要受到影响。
因此，在扳倒了魏忠贤及其阉党之后，崇祯皇帝迅速从抄没所有阉党分子家产的过程中，将大量流失掉的辽饷和常例，给找补了回来。
不过流失二百八十五万两而已，光是一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邸，就抵得上几个流失的岁入。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凭借着从长芦、山东、两淮盐商手中抄没的巨额财富，先后于崇祯元年、崇祯二年，陆陆续续地将北方几个灾情不断的省份，比如陕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河南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以及北直隶一些州府地方的常例与加派，一个接着一个地借机免除掉了。
当然，免掉了北方这几个布政使司所辖受灾州府的常例与加派（即辽饷）之后，崇祯二年朝廷的常规岁入与辽饷一下子更是少了不少，两项合计在一起，每年都不足五百万两了。
特别是辽饷，从天启元年最高时候的五百五十万两，一下子跌到了二百七十万两。
若不是崇祯皇帝抄了阉党抄盐商，抄了盐商抄勋贵，然后抄了勋贵之后又开银行、抄晋商，从这里找到了填补这个窟窿的办法，那么大明朝的财政，恐怕在崇祯二年的时候就要提前崩溃了。
不过，崇祯皇帝虽然变着法儿地减免了北方数省的辽饷，但却并没有全面停征辽饷。
不管怎么说，已经征收多年的辽饷，也算是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在辽东彻底平定之前，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把好不容易已经形成了惯性的、受到了认可的辽饷，说停就给停了。
虽然针对陕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河南布政使司以及北直隶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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