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消失，我也不反对配给制。不能参与劳动的老人和幼年孩子，获取配给的食物。工作者在完成额定任务后，才能拿到配给粮食，为了刺激他们更努力的工作，这个配给的粮食重量要下调。为了获取更多的粮食，更多的其他物资，他们唯有努力工作……”
杨明志说了很多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这些模式很像是那个位面的中国刚刚改开时所遭遇的。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正从全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粮票等各种票卷，正是这个时候杨明志口吻里的有综合兑换、能作为货币使用的“兑换券”。除此之外货币流通也完全正常，两者并行使得中国渡过了那段必要的过渡期。
在这方面，中国比苏联睿智多了。为了的苏联死就死在改革上，病急乱投医后国家覆灭。
他将自己写的稿子交到柳得巴廖夫等市委人员受伤，这里的条条框框仿佛就是一个“新经济政策”。
经过一番审视与思考，柳得巴廖夫不由的问道：“你决定一个兑换券对应五百克马铃薯，我记得一个工分也是兑换这么多。难道一切的兑换标准就是它？你们延续的依旧是现有的工分兑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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