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们要离开沼泽地，但这绝非是永久离开。上级完全认同我们的会议理念，将游击共和国建成各个友邻游击队的物资仓库！上级体恤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生产自救的精神，他们依旧非常担忧我们会遭遇困难。
在战役期间，第101远程航空团对我们进行多次空投，极大程度支援了我们的作战。
现在，上级有意将这种支援常态化。常态化的基础就是修筑一座机场，使得运输机能稳定起降！”
毕竟这次会议也很重要，三大集体农庄的代表又齐聚这里。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不希望司令去莫斯科，从国家大义而言，也只有像司令这样的人才，才能帮助国家早一天答应战争。
他们担心的根本就是一大批人才离开后，游击共和国何去何从。就算大会上定下了未来一整年的战略计划，可那个计划难道不过于乐观吗？到1943年底红军真的能解放基辅？
就算这将是事实，谁又能保证未来十二个月，德军不会再发动一次类似于类似于RUHE行动的围剿？届时没有别列科夫将军的指挥，部队能否稳操胜券？一切充满了未知。
一切又充满希望！
“同志们，我们建成一座机场后，就和后方建立起一条空中走廊。我们所需的面粉、药品、衣物、被褥、弹药、燃油，就能够源源不断的运来。我们的大量伤病员，还有许多年幼的战争孤儿，都能运到安全的后方。
后方也能运来许多优秀的军官，甚至是成建制的正规军部队。就像是跳伞而来的福明同志，以及伞兵233旅。
我知道，随着我的离开，广大军民一定会普遍很担心，部队没有我指挥以后打仗的自信心问题。你们真是太高看我的价值了。
难道我就是完美无缺的么？战役期间我也软弱过，也曾不自信。扪心自问，我更善于打信心十足的仗，一旦陷入困境，我也会惶恐。而在那种时刻，是我们的副司令耶夫洛夫少将执意继续进攻，也正是他的坚持，我们在列奇察和敌人鏖战，客观上保证了红十月、茨冈人大队，以及大量的难民，总计多达近四万人的撤离。
所以，诸位绝对不要依赖我！
当我离开后，耶夫洛夫同志就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在日常生活上，柳得巴廖夫同志有着近二十年管理城市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在思想建设与内部保卫上，萨林奇金同志是绝对的专家。
即便没有我，游击共和国也能运行的很好。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飞机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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