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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