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明末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 6 4 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被翻译成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绝迹，明末传教士带来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
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 日 本，对 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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