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能越出应有的节度，即思想行为不能超出道德规范;“义“，就是自己不推荐自己，即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廉“，就是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即廉洁不贪;“耻“就是不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即要知羞耻。他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把它们认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
而五代史冯道传则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一但掌握政权而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尊敬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义、公正无私的道理或举措;廉、不贪不污及纯正高洁;耻、为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
而在管仲看来，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然而事实上廉洁这一品质的养成却远非那么容易，作为廉洁的对立面，腐败问题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而生，它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各朝代政权的一大顽症。
尽管各朝代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无法逃脱兴亡周期率的轮回:从王朝初期狠抓反腐败斗争，到王朝中叶后反腐败制度渐渐松弛，变得有名无实，再到王朝后期便腐败盛行导致王朝灭亡，然后新王朝又从头开始一轮新的轮回。而清廉自持的官吏之少，也是屈指可数。
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
所以不管到什么时候，礼义廉耻这四个字是不能丢的。
但叶修文却认为，一些老旧的东西，的确需要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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