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六岁的处级干部不少，但在公安系统能在三十五六岁走上正处级领导岗位的却不多，能穿上白衬衫的更少，而且眼前这位早在五年前就是三级警监。
徐兴东不止一次听室友提过韩博，对韩博很好奇，紧握着手笑道：“韩博同志，久仰大名，果然年轻有为，比想象中更年轻。”
“三十好几，不年轻了，更谈不上有为。”韩博转身指指妻子，介绍道：“徐哥，这是我爱人李晓蕾，侯书记在企业担任厂长时我在保卫科工作，侯书记调到党政部门之后晓蕾也去了丝织厂，可以说侯书记是我们两口子共同的老领导。”
“有这个渊源？”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习惯叫侯厂。”李晓蕾嫣然一笑，大大方方伸出右手。
久别重逢，侯秀峰很高兴，一边在韩博夫妇陪同下往胡同里走去，一边笑道：“老徐，论在党政部门工作的时间，韩博可能还比我长，他是在我之前调到县公安局的，他当了半多年公安特派员我才从企业调到另一个县级市担任副市长。”
“侯厂，您是厚积薄发。”
“不对！”李晓蕾轻笑道：“侯厂，您忘了把去丝织总厂之前的任职经历算上，去丝织总厂担任副厂长之前您就在县委工作。”
“真是，真忘了，这么算我在党政部门的工龄比韩博长。”
作为一个即将走上副省级领导岗位的干部，谁没几个门生故旧，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给人感觉远比自己跟那几个老部下“亲密”，没那种上下级之间的隔阂，更像亲戚或朋友。
徐兴东觉得有点意思，不禁笑问道：“后来呢，后来有没有一起工作过？”
“没有，后来就分道扬镳了。”
侯秀峰亲昵地拍拍韩博肩膀，“人各有志，他对去党政机关工作不感兴趣，就喜欢当警察。晓蕾在企业干了几年，主要是做外贸，后来被一位很强势的老同志赶鸭子上架，接管一个乡镇的农民合作基金会，在中央、省、市、县几级三令五申要求取缔的大环境下，硬是顶住巨大压力继续经营，直到把农基会搞成了南港城市商业银行。”
“哎吆，不简单啊，连中央的政策都敢违反！”
“徐哥，没您说得这么夸张，我们农基会当时之所以没关门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储户存款太多，放出去的贷款也不少，上级又严禁把风险转嫁给其它金融机构，想关都关不掉，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经营。”
“一个乡镇的农基会，储户存款能有多少？”徐兴东当年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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