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其西逃。
至此，明朝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
专事明史研究的朱翊钧非常清楚，青海蒙古问题虽然在晚明没有酿成大祸，但是青海局势对明朝边境的安稳至关重要。
因为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宁夏战争和朝鲜战争相继爆发。
倘或没有郑雒在青海恩威并施，反而响应朝中主战派的号召，让明廷在青海投入重兵与蒙古开战，那么很可能就会使大明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
万历皇帝之前能任用郑雒安边，可见其识人精准，且绝非是一个对边境事务一无所知的昏庸之君。
青海是保证西部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明廷在俺答封贡之后通过互市贸易对蒙古诸部百般笼络，并非全然是因为软弱怯战。
岁赏的好处在“恩”更在于“威”，互市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但能分化蒙古诸部，还能在必要之时对叛部实行经济制裁。
正因朱翊钧知晓抚赏外虏的利害，因此即使已知朝廷财政不支，也不愿轻易裁减岁赏的开销。
张诚回道，
“蒙古部众以盗窃为生，然制驭在我中国，倘或依总督郑雒所言约定马数，使蒙古如约则市，反之则闭关绝虏，诸部便不敢恣其所求，亦不至遂开衅隙，此乃我大明数世之利也。”
朱翊钧又扫了几眼奏疏，道，
“郑雒的这些建议，内阁是怎么看的？”
张诚恭谨道，
“郑雒在奏疏中提议限定的马数，原本就是先帝爷于俺答封贡之初定下的旧额，内阁自然无有异议。”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俺答封贡是由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与大同巡抚方逢时一力主张，先帝又通过兵部议奏，以王崇古八议刊示廷臣会议而促成的，自是无有错漏。”
张诚听到皇帝“选择性忽略”了高拱和张居正在俺答封贡中起到的重用作用，便已知皇帝心下是赞同恢复从前的“旧额”的。
否则依照这位皇爷的脾气，早就用“张党旧政，不值一哂”来堵底下人的嘴了。
“皇爷说得是，郑雒任总督以来，事事谨遵先帝爷之遗训，故而三镇无有溢费，如今实宜仍如旧额，加以限之岁赏，否则以朝廷有限之财，何以填虏酋无穷之壑？”
朱翊钧从善如流，
“既如此，便依郑雒所言，即今自始，宣府市马二万匹上下，不得逾三万；大同一万四千，山西六千。”
“至于其余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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