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司在管，在其位，谋其政，臣以为，他们也算是尽心了。”
晚明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葡萄牙海商的征税一般使用“丈抽”的方法。
具体而言，就是将西洋船定为九等、东洋船定为四等，按照船只大小征收关税。
由于番舶到达广州后经常弄虚作假、偷税漏税，广东地方政府便规定，但凡番舶到港，广东市舶司和香山县有关的官员必须即行丈量，如数征税，并将其数额封籍后上报海道和督抚。
丈抽这种制度虽然避免了以“粗货”、“细货”标准征税而所出现的腐败现象，但海外贸易税收管理职位本来就是一个“肥缺”。
这样一个容易中饱私囊的职位在晚明吏治极其腐败的大环境下，更是不堪一击。
中外商人与饷税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比比皆是。
由于船只大小完全由丈量的官吏决定，许多葡萄牙海商在入港的时候都会向负责丈量船只的官员行贿。
而且这种行贿的面向范围非常之广。
尤其到了万历时期，广东市舶司完成了职权重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可比肩盐课提举司。
海外贸易的管理执法权从海道副使、各地府县手中被强行分离出来，重新划入广东市舶司的职权范围。
海道副使和香山县等地方官员在海外贸易管理执法权中，仅仅只剩“丈估”的职权，“主裁”之责完全被掌握在广东市舶司手里。
朱翊钧笑道，
“朕没说他们不尽心，只是朕有些好奇，既然洋商和传教士是一伙儿的，那洋商也全信教吗？”
朱翊镠“哟”了一声，道，
“这臣倒不清楚了，不过洋人里头信教的人的确多。”
朱翊钧明知故问道，
“他们都信甚么教啊？”
朱翊镠想了想，道，
“都信景教……就是蒙元的也里可温教。”
李太后忙道，
“那就更不能让洋人到内陆来了，也里可温教的教徒一多，必会与释道二教分庭抗礼。”
李太后笃信佛教，自然会对基督天主产生敌意。
朱翊钧不以为意道，
“洋教也没甚么稀奇，当年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和畏吾儿部都信景教，忽必烈时，那拂林国来的景教教徒爱薛还被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封侯拜相呢。”
李太后淡淡道，
“用信洋教的洋人当官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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