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努尔哈齐这个“假装受劫，嫁祸叶赫”的主意并不算糟糕。
在晚明辽东，“劫贡”之事并不少见。
莫说万历十六年的建州女真，就是当年实力尚未完全衰落的朝鲜，也曾因朝贡屡次被扰而在正统元年至成化十六年先后五次向明廷奏请更改陆路贡道路线。
辽东的地理环境一向不甚理想，除了少数戒备森严的大城市之外，明廷提供给东北外夷的驿路路线常常是几百里路途几乎没有人烟。
倘或路程之中出了甚么岔子，使得使臣行队在使行途中没有在规定时间到达明廷所提供的驿站，那便只能风餐露宿。
而且由于东北亚朝贡的部族太多，常常会出现两个部族同时称臣明廷，而一方劫持另一方贡品，甚至威胁贡道安全的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明末，在后金崛起之后，皇太极索性把“劫贡”发展成了“挟贡”。
当时后金意欲征服漠南蒙古，与察哈尔部兴兵向抗，察哈尔不敌，只好向西迁走，压迫原本在宣化和晋北边塞外的喀喇沁和土默特。
由于喀喇沁想对付察哈尔，便联盟后金，请求皇太极发兵援助。
于是皇太极发动了对察哈尔的三次西征，在他抵达土默特部的归化城后，便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义，与明朝展开马市贸易的机会。
由于皇太极进军太快，明军缺乏防御应对措施，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
这就是晋商在后世变得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冒用、挟持其他部落与明廷展开合法贸易在晚明极为普遍。
尤其明廷一向视蒙古为心腹大患，意图想用朝贡贸易来分化蒙古内部，使得他们自相残杀。
所以其后期对东北亚外夷的贸易政策便以扶弱压强为基础，这就为“挟贡”创造了背景条件。
譬如当察哈尔部与明廷关系紧张时，明廷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
因此在皇太极西征成功后，清军和清军的八旗买卖人，借助土默特部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来和晋商贸易，明廷的地方官员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就造成了大明灭亡前，明清两军在阵前势如水火，而在后方的张家口，晋商与八旗子弟的贸易往来依旧如火如荼的畸形景象。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