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百万余石，从内河用漕船运送至北京。
三是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揎开凿清江浦河道的工程竣工，于淮河口筑新闸，疏浚运河，修筑湖堤，并于淮安、临清等地修水次仓转输漕粮，不仅保障了会通河的充足水源，还使大运河正式全线贯通。
但是这些理由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漕运的本质，即是通过大运河剥削南方富庶地区的百姓财富来满足北京这个国家政治中心的供应和需求。
换句话说，就是北京靠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吸大明十三省的血。
所以明朝粮仓是否充裕，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漕运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北京官卒的数量。
而自永乐年间迁都之后，这部分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北京地区人口的生存更加依靠于漕运。
因此明朝的漕运和其弊端是正相关关系，漕运越重要，朝廷对运河的依赖越紧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就越复杂。
到了晚明，漕运的弊端开始显现得越发厉害，其中与黄河的关系尤为突出。
尤其是到了嘉靖以后，治漕的手段就是治河，治河的目的就是治漕。
因此即使晚明的财政时时困窘，在治漕治河的花费上却一向是毫不吝惜。
但由于大运河本身的泥沙淤积、水源不足、以及过洪过闸的问题也时常发生，虽屡有治河名臣，但漕运自身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因此朱翊钧支持海运，他知道除了海运，能解决北京吸血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迁都。
而在辽东问题解决之前，迁都可谓是伤筋动骨，所费心力恐怕要比海运大得多。
另外一点，就是朱翊钧他自己的一点私心。
他总觉得大明的政治状况要比元清好上那么一点。
元朝和清朝只愿年年治河而不愿开通海运的道理是很明显的。
因为治河用的人力是汉人，漕运被剥削的也是汉人。
而统治阶层和官吏们所谓的治河，也只是看看图纸、动动嘴皮，再写几道折子就算大功告成，他们自然不愿意费心冒险地去另外开通海运。
所以当朱翊钧听到张诚如此理所当然地把晚明的状况和元末联系到一起时，他心里是震动甚至是有一点惊恐的。
蒙元就是亡于运河漕运啊，黄河可挑天下反，这理应是大明所有人的共识才是啊。
张诚似乎瞧出了皇帝心里的嘀咕，只是笑道，
“皇爷可还记得先帝爷在时，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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