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不高。
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大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烟草，或者养殖桑蚕。
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就被大地主们弃如敝履，即使有所种植，也是浅尝辄止，绝不会因为要挽救底层农民的性命而放弃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益。
这一点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甘薯疏》中就可以看出，徐光启所撰《甘薯疏》，是源自他亲自试种和在他家乡上海普及的经验。
但徐光启的努力成果范围十分狭小，基本只限于上海一地，江南大地主们都忙着做生意不跟进，就凭徐光启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拯救大明苍生。
因此朱翊钧说话时是十分谨慎的，徐光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明好地主，他怎么能要求大明每一个地主都像徐光启一样好？
所以朱翊钧只说“试验”，不说“推广”，他知道一说“推广全国”这四个字，他让李材等人做的“试验”基本上也做不成了。
申时行果然没追问，只是应声道，
“皇上既有决断，臣每回去改票。”
“然臣闻玉麦、番薯藏种坚难，入土则不冻而湿，不入土则不而冻，向二法令必不受湿与冻，方才故得全也。”
“因而此二物与北地风土不宜，即便云南一省可种，恐怕也无济于山陕饥荒。”
朱翊钧点了点头，他知道申时行是担心李材上报情况后，自己不顾实际情况立刻下令在北方推广。
倘或种植不利，李材等人虽获赦免，但也直接得罪了北方地方官，以为是他们为尽快脱罪才在皇帝面前夸大其辞。
因此申时行替李材等人将丑话说在前头，倘或将来因此事有所牵连，自己也不会再怪罪李材。
申时行的反应十分迅速，朱翊钧也瞧不出他究竟是否为了私心才为李材打算得如此妥帖。
当然申时行说的也不能算是假话。
万历年间一般人对番薯的认知就是这样，认为番薯属于热带作物，怕湿怕冻。
而晚明的中国北方三冬冰冻，留种困难，所以历史上番薯在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种植之地，只能局限于四时无霜的交广南方。
这个问题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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