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面对李自成的生存问题的余地要大上一些。
李自成父亲也是李自成决心造反的一大原因。
李自成的父亲李守忠当年被佥派为“马户”，因养马而赔累破产，后又因转行买卖瓷器而不幸失足身亡，导致李自成家道中落，使他不得不外出谋生，应募到银川驿当上了马夫邮递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发生在李自成人生里的那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并不是崇祯皇帝决定裁革驿站，而是明廷极其不合理的马政制度。
如果不彻底改革马政，那么即便自己现在立刻传旨陕西米脂县去捉拿李守忠，也无法真正防止另一个“李自成”的诞生。
李自成只是明末种种腐败制度下因时机巧合而偶然形成的一个“农民领袖式”的人物，他本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个能随机滋生李自成的社会体制。
“古人云，‘人主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徐卿既不敢欺蔽，朕自理应听言受事。”
朱翊钧认真发问道，
“太仆寺寺库何至于匮乏至此，马政又是如何一步步败坏到今日这般田地，其中情由，徐卿可愿向朕一一道来？”
恰如朱翊钧先前所料，徐泰时闻言便道，
“事关国家，臣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翊钧终于抬起眼来，叫起了徐泰时，又给他赐了座。
这时朱翊钧已然调整好了心态，他决定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客观公正的明史研究生，而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
晚明的制度问题是不能用“帝王思维”去解决的。
就像崇祯皇帝当年坚持要向韩一良追问那五百两书帕金的来历，就显得很不通情理。
韩一良公开向皇帝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满朝文武眼中，俸禄外的灰色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而那套名义上的、官员低薪的正式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现代人朱翊钧当然要比崇祯皇帝要通情达理。
这不是因为他默认了皇帝要向官僚集团的潜规则投降，而是他能从人性角度去体谅那套晚明正式制度下“作为清官”的艰难。
帝国制度一向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无论官僚集团如何挥舞道德大旗，但道德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对于这一点，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朱翊钧是普通人，因此他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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