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回终于弄清楚李自成家的那本账是怎么回事了。
倘或李守忠被官府佥派为养马户后没有老老实实养马，而是直接缴纳折色俵马银，那一年按购马的市场价也不过是多付出八两银子左右的损失，姑且就当是多纳了一项“丁税”。
但若是李守忠当真按照官府的要求去认认真真养马，那一年除了牺牲家里的一个劳动力去精心照料马匹之外，每年还得自费十数两去购买马料、装置马槽。
而且一户人家养了马之后，免不了就要同州县官吏打交道，官吏负责记载马驹状况，民户自是不敢开罪他们，每年又不得不花费一笔银子去打点马政官吏。
一旦马驹出了问题不能解俵，不但相当于之前的这些花费全打了水漂，养马户还要被追赔罚款，拿不出钱来说不定又要被黠吏勒索。
所以徐泰时才如此笃定百姓会甘愿缴纳那根本不符合动物学常识的俵马折色。
同每年无止尽的追赔勒索比起来，每年春秋二运的折色俵银便显得如此轻松而合理。
朱翊钧在心中叹息，李自成对大明朝的恨意是多么弥远漫长，明码标价。
后世人都以为他恨的是县令晏子宾给他上的那一道枷，殊不知这一道“枷”只是大明给李自成家拷上的数道中的一道。
李自成心底的恨一定生成得更早，早在他父亲去世、他家因养马而家道中落之时，他对大明的恨就已经埋下了根芽儿。
按照徐泰时的论述，这马料的精细程度或许甚至超过了饥民每日所吃的食物。
明末的陕西连年饥荒，百姓本来就处于连“以石为食”都不能够的悲惨境地，又哪里能拿得出那么多额外的银子替官府养马呢？
人有机会获得更高级的食物才能与处于低级食物链的动物区别开。
如果人连动物的食物都够不上资格去吃，那人的高贵也不见了。
一旦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人就忘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李自成不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更有属于一个公民的人格，因此他选择了造反，决心要把人类的高贵从明廷手中抢夺回来。
朱翊钧的喉结动了一动，又问道，
“那俵马折色又须交几两呢？”
徐泰时回道，
“成化年间原定的是十两，嘉靖、隆庆以后又升到了三十两。”
朱翊钧惊道，
“折色银如此高昂，民户如何负担得起？”
徐泰时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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