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于自己的优势是很清楚的。
他的优势既不在于是个“现代穿越者”，也不在于他是个“明史研究生”，而是在于他能掂明白自己的斤两。
这一点在历代帝王的德行中属于一种相当稀有的品格。
用现代通俗俚语的讲法，就是他朱翊钧很拎得清。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能时刻保持“拎得清”的状态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虽然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僚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
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皇帝若要夺去这柄武器，无异于要单枪匹马地徒手和官僚集团来一场白刃战。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教员。
战争年代的教员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是后来怎么会提出一个完全背离社会实际的“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
倘或站在二十一世纪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
这种可笑号召的产生根源，就在于那样一位在战争年代几乎无所不能的伟人，对当时国家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在此事上，伟人如教员虽然必须要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但根本问题却是官僚集团对信息权的绝对垄断。
皇上圣明天子，执法如山，可是底下人偏说他们那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皇帝权力再大又能怎么样呢？
官僚一级接一级地报喜不报忧，看着上峰的脸色说话，说上层领导爱听的话，个个都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皇帝又能怎么办呢？
更何况，一条信息在经过各道官衙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数次加工。
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能把控在自己的手里的切实权力。
难道辽东军民能天真地指望李成梁能向万历皇帝汇报，说他扶持努尔哈赤不全是为了制衡女真各部。
而是为了建州与辽东势家的私相授受，为了努尔哈赤将他认作比自己亲生父亲还重要的“干爹”吗？
倘或官僚们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的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
那么即使伟大如教员，也难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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