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阶也很难得到提升。
在这种前提下，吴惟贤指出陈蚕在故意“讲官话”并不是一个笑话，晚明的制度使得品秩官阶对九边的所有营兵已然失去了做官的根本意义，正三品都司佥书和正六品百户在蓟镇南兵营一样拿不到军饷，对于蓟镇南兵而言，身份级别与酬功支俸这两者之间基本已经毫无关联。
即使按照朝廷规定的官阶俸禄来说，正三品的陈蚕每年年俸是四百二十石米，正六品的吴惟贤每年年俸是一百二十石米，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九边武官会把这项洪武年间定下的数额当真。
因为这项俸额数量的规定是基于洪武年间的卫所屯田制上的，按照朱元璋当时的计划，正三品以下武官和吏员的俸粮与军士的月饷，应均由屯田支付，不足者由户部清吏司调补，各勋戚武官、正三品及正三品以上将官的饷粮，则分别由户部调拨。
陈蚕和吴惟贤现下困境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卫所屯田彻底崩坏之后产生的“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倘或卫所屯田制正常运转，那怎么也轮不到他们两个浙江乡民纯粹靠当营兵抗倭立下军功，就在官阶上分别升到正三品和正六品，正是卫所屯田的废坏给了他们立功当官的机会，可这废坏的卫所屯田又同时剥夺了他们享受明朝前期正常卫所武官薪俸待遇的权利。
不过陈蚕和吴惟贤从在义乌当兵从军的那一刻，就没指望过能从卫所屯田里获得应有的军饷待遇，在戚继光开始提议在义乌募兵的那一年，九边卫所就已然是在靠盐课、开中以及京运年例银维持了。
戚家军和其他所有的家丁营兵自然也是靠京运年例银生存，所谓的“京运年例银”，说白了，就是皇上朱批后，朝廷从京城直接调拨到九边的钱粮物资。
陈蚕和吴惟贤当初应征从军看重的就是这一份与卫所旗军不同的丰厚待遇，对他们而言，一年十八两银子的军饷可比无从兑现俸禄的品秩官阶重要多了。
假设兵部给陈蚕一个选择，让他在官衔归属地河南都司与蓟镇南兵营之间作出最终抉择，陈蚕也肯定宁愿选择留在蓟镇南兵营。
毕竟留在蓟镇他还能有机会不断立功为讨要军饷争取筹码，而要是去了河南都司，那笃定就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灯笼壳子”，外头好看里头空，尤其陈蚕还是一个不愿做亏心事的人，在不吃空饷、不喝兵血的前提下，好兵陈蚕也只能依照大明官场的规矩讲讲官场套话。
陈蚕的意见是，求人不如靠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朝中情势显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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