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朝廷早就默认了这样的事实，甚至给予了边将军官们和南方地主一样的税收待遇。
虽然屯田减少的数量与边将大族田地增加的数量严重不对等，但军户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工进城潮，九边的军田留不住人，对户籍进行严苛控制的高压行政手段又不复存在，朝廷对军屯公田失去了管理办法，无法逆转人口流动的历史大势，只得任由边将圈地，希望以此缓解九边的军饷问题。
商人比边将们的顾忌当然多一些，他们起初并没有参与九边的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军户们在朝廷想出办法前自己给自己取消了军籍户口之后，即使有边将圈地耕种，但是九边的粮饷缺口依旧随着逃兵的增加而越来越大。
这时候朝廷推出了开中法，商户们只要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就可以换取盐引，合法售盐，由于长途运输耗费巨大﹐商人们为节省运力，索性就在九边买下荒田，雇工耕种，以便就地入仓。
这个方法到了成化年间被频繁奏讨盐引的皇亲贵族们破坏了，于是当时为户部尚书的叶淇改革盐法，令商人以银代米，直接交纳运司，待解入太仓库中后，再分给各边，此举直接致使边地盐商纷纷内迁，商屯粮储顿时大减。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又出现了新的窟窿，为了弥补九边屯务，朝廷重新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因此陈蚕和吴惟贤此刻面对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国有军田，而是与之相去甚远的商屯和民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吴惟贤反对戚家军自耕自种是站得住脚的，他虽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统”和“农民工进城”，但是九边军户的逃亡史已经向他证明了，在国有土地上的个人劳动回报率是极低的，个人劳动成果是要被集中剥夺的，人口流动和私有化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见，假设历史上的戚家军能挺过蓟州之变和浑河血战，小鞑子努尔哈齐在八旗挺进辽沈后宣传汉人和女真人“粮食同吃，分田耕种”的政治口号是绝对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国有集体下的平均主义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没有戚家军的建立了。
朴素的浙江乡民吴惟贤用他朴实而有力的小农智慧继续道，
“世宗皇帝在的时候，宁夏那儿降了个蒙古人哱拜，听说他原本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长，父兄都被杀了，这才率领部众归降宁夏官军。”
“后来他屡立战功，朝廷便授予他宁夏卫都指挥使的世职，据闻他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手下即豢养了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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