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到了万历朝这个时候，皇帝已经不太干涉科举题目的拟定了。
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皇帝在名义上是殿试策问的出题人，但是万历朝的实际操作，是由内阁先拟定数道策题，随后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送往皇帝面前选出一道作为最终考题，并密封送返内阁，然后在殿试当场再令宦官印刷出相应份数的试卷发往考生手中。
如果皇帝不想用内阁拟定的策题，而想上手亲自出题，那当然是没问题的，像儒学功底比较扎实的崇祯皇帝就是一直绕过内阁文官，亲自拟定策问题目的。
至于会试题目，那是毫无例外，向来是由主副考官拟定，皇帝一般不对此发表意见。
朱翊钧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到了晚明，科举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流程测试，基本上就是官僚体系内部自动循环的一个环节。
这就好比现代的高考或者考公，真正关系到命题的是命题标准而不是命题人。
明朝的会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
其中考官最看重的，还是第一场的八股文，第二场与第三场的要求不高，只要文意通畅即可，相当于现代的附加题。
以朱翊钧这个现代人的儒学水平而言，在会试题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发表修改意见的，理应是在于第二场的诏、诰、表，这一场的题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公文，一般都是汉表、唐诰、宋诏。
朱翊钧是记得万历十七年的这场题目的，“拟宋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曲礼》，仍赐御书古诗各一章谢表，天圣三年。”
这一道题目看起来平平无奇，实则处处暗藏陷阱。
宋朝所谓“崇政殿说书”，其职业即相当于晚明的经筵讲官，专门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
而历史上的宋臣孙奭，是经历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的儒学老臣，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听孙奭讲解《书经》，并给予褒赏。
只是后来因宋真宗劳民伤财，以迎天书、祀汾阴，孙奭因劝谏其罢兴土木而被迫外放。
而题目中的“天圣三年”，正是宋仁宗继位后，将孙奭重新择为翰林侍讲学士的那一年。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便很明显了，前一任皇帝有劳民伤财的前科，后一任皇帝又有废后宠妃的苗头，这指代的是今朝之何人何事还不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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